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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日期:2007-09-17] 来源:网上收集  作者:佚名 [字体: ]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或事是述说历史时无法轻易绕过去的,历史造就了他们,他们同样成全了历史。

中国美术史一路经过汉魏的自然、大唐的雄奇、两宋的精微、元代的散淡,进入了晚明富庶的江南。早在南宋,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就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明朝中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不仅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繁华地带。其中,松江府治所华亭,以生产和销售棉布驰名,人口有20万之多,是十五、十六世纪新兴起来的工商城市。从元代开始,华亭就是文人荟萃之地,著名画家曹知白出生在此,而任仁发、杨维桢、黄公望、倪瓒、王蒙等人,或居官于此,或讲学旅居于此;明代沈度、张弼、莫是龙、顾正谊、孙克弘等,或精绘事,或擅书法,日久濡染风气,对当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艺术家之中,宋元之交时的画家、与赵孟頫齐名的高克恭的家人因避乱来到松江定居,历经七世,族中出了一位导引艺坛的大师——董其昌,他在绘画、书法、鉴赏、理论等领域无不是当世翘楚;他位居高官,堪于前朝“荣际五朝,名满四海”的赵孟頫比肩,影响之大数百年来不作第二人想。董其昌的出现,掀起了中国美术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而后来松江之所以得以取代苏州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也与董氏生前身后的崇高地位、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大批艺术力量有密切的关系。

一、能画尚书 堪比燕高

虽然曾祖母是元代刑部尚书高克恭的玄孙女,但是到了晚明,董其昌只是个家境贫寒的秀才。不过,当他在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之后,命运便开始对他眷顾起来。尽管其间屡受挫折,数遭风险,但董其昌天赋的机巧终能使他化险为夷,左右逢源,一路官运亨通。在他考取进士三个月之后,就从进士中选进翰林院,任负责起草文书和编撰官史的“庶吉士”。1598年任皇长子“讲官”,一年后授湖广按察司副使。后来历任湖广提学副使、太常少卿、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礼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位。1631年,董其昌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这是明朝当时最高级别的文职官员。对于自己的身居高位,作为画家的董其昌是十分得意的,他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若宋迪、赵孟頫,则宰相中煊赫有官者。”(《董华亭书画录·仿十六家巨册》第八帧《仿高房山》跋)燕、高、宋、赵可谓中国艺术史上官居要职而其画又足以传世的人物,董其昌自谓虽官位比宋、赵略低而堪与燕、高比肩。事实上,若论社会地位之高、艺术造诣之深、文化影响之大来看,燕肃、宋迪与高克恭远不如董其昌,在某些方面甚至赵孟頫也有所未逮。

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在他死后的第八个年头,朱明王朝寿终正寝。董其昌的大部分有生之年——从19岁到66岁——是在万历皇帝治下度过的。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昏君,创下了十几年不上朝的记录,虽然近年有学者对他复杂的性格和不得已的苦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但不容置疑的是,明王朝在他的统治下内忧外患、病入膏肓,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阉党擅权与东厂横行就是在这时候最为猛烈。晚明时代中国权利机构最大的特征是,拥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繁复而庞大的文官系统,而这个系统不但暮气沉沉,效率低下,而且成为国家极重的负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气候下,作为这个臃肿的文官系统中深知其中滋味的一员,董其昌这样有着浓重的老庄以及禅宗思想的人注定不会愿意长久地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去。董其昌在他仕宦生涯的早期也曾有过一些雄心大志,当他担任皇长子讲官的时候,不仅授课,还“因事启肥,皇帝长子每目属之”,显然,他在皇长子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梦想。可是,由于皇帝宠爱郑贵妃,并溺爱她所生的皇三子,因此不但冷落长子,还固执地拒绝按照规定封其为太子。董其昌与皇长子的过从甚密以及某次与之的谈话内容终于引起了皇帝的不满,被调离了讲官的职位,并且从此之后,他在仕途上的坎坷也接踵而来。尽管凭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左右逢源的本事,董其昌在风波险恶的宦海中始终如同一尊不倒翁,最后还登上了礼部尚书的高职,但自此之后,他对于政治的热情消退了,兴趣转移到了艺术上来,这个时候,他才像其好友陈继儒所说的“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董其昌《容台集·陈继儒序》)。从1598年到1621年,虽仍不时有官务缠身,但董其昌的足迹踏便了江南的山水,从南湖、太湖、洞庭湖到湘江、长江;从石钟山到灵岩山、黄山,他离政治越来越远而离艺术与自然越来越近。在董其昌被免去皇长子讲官职务的一年之后,他在自己最钟爱的收藏、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后题跋:

忆余丙申持长沙,行潇湘道中,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庵樵径,晴峦远堤,一一如此图。……董源画世如星风,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于此还丹,梅道人尝其一脔者,余何幸,得卧游其间耶!
后来,他又在《宋元明集绘册》上题跋:

昔司马子长好览名山,向子华历游五岳,其事甚伟,后人未尝不歆慕之。然非绊于仕宦,则绌于胜具、整情,不得已,裒集名画,以为卧游,斯高人畸士澄怀味道之一助也。

同年十月,他与好友陈继儒,泛舟江中,有感而发:

己亥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惟吾仲醇,壶觞对引,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
从中可以轻易地品位出董其昌亲近江湖,远离庙堂的心理倾向。

较之赵孟頫,董其昌无疑是幸运的,前者因为出仕元朝,不仅背负了贰臣的恶名,甚至还连累到对其艺术成就的评价,而后者在异常凶险的政治环境下选择超脱与无为,成就了其在艺术上的追求。正是在董其昌经常请辞归隐的后期仕宦生涯中,他在艺术上日益成熟,书法上“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绘画上则已经到了“我用我法”、“自出机杼”的境界;而其许多影响深远的艺术思想在此时也已经系统地提出来了。

不过,有一点,董其昌与赵孟頫是十分相似的,就是撇开在艺术上的精深造诣与卓越成就这个因素不论,他们之所以能够对当时及后世的艺坛产生如此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与他们身居高位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赵孟頫推动的“古意”与“士气”,董其昌鼓吹的南北宗论,前者启发了元代文人画风的兴起与勃发,后者定义了文人画的不同特征,并且使这种定义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成为不仅是文人画家,甚至是宫廷画家所奉行的圭臬。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大范围、长时间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赵、董两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所交游的上层文人的圈子,这些都足以引领当时审美的风气。在漫长的中国绘画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皇家政权赞助的宫廷绘画不再是主流艺术的时候,改变艺术史进程的个人往往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与赵孟頫有相似艺术主张的钱选、与董其昌有同样艺术思想的莫是龙、陈继儒,他们无法扮演赵孟頫与董其昌的角色,也无法企及赵孟頫与董其昌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董其昌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在政治与艺术上都有超过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他是中国绘画史上不多的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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