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古代书画价格值的背景因素

影响古代书画价格值的背景因素
匈牙利著名的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得?豪泽在其著作《艺术社会学》中提到艺术品价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时说：“由于艺术价值难以与市场价值相比较，一幅画的价格很难说明它的价值。艺术品价格的确定更多地取决于各种市场因素，而不是作品的质量，那是商人的事，也不是艺术家所能左右的。”
    艺术品的价格值是指艺术品在市场流通中表现出的价格数值，它是一个变数。众所周知，中国书画艺术与西方绘画艺术在价格值上的差异是相当大的，但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书画艺术在实际价值上要逊色于西方绘画。艺术品本身准价值的确定是一个相当繁复的评判体系，它不是用劳动量可以衡量的一般商品；虽然，精神因素构造了艺术品价值的难度框架，但又决非是单一的精神因素锁定艺术品价值的全部。今天，我们之所以在中西两种文化情态中关注这个差距，实则是对中国传统本土艺术的一种同情和反思。与毕加索一起办画展的中国画家沙耆的现象、得到毕加索认同和评价的齐白石与张大千的现象等就是值得我们琢磨的问题。在世界瓷器拍卖领域，至今保持世界记录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韩国青花大龙罐（1996年10月纽约佳士得以850万美元成交）；令人尴尬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并被誉为“瓷之国”，而且统领世界瓷业近2000年。的确，在艺术品价格值的背后，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认清，而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水平或购买力的差异。
    文化认同与政治因素
    在艺术走向市场化之前的中西两种艺术文化是存在于独立的两个文化板块上，且相看两不厌，这一局面的打破是在19世纪。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得?汤因比（《历史研究》）的观点，在中西文化“深度”接触之前，中国文明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文明（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且主动地被西方文明所认同。但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的扩张，欧洲文化的流布，中国文化开始被动地为西方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从目前的表象看，存在两种结果：一方面中国艺术依然保持独立的社会价值品格，另一方面在价格值上大幅度落败于西方艺术。依归于文化范畴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即便在20世纪，依然为西方文化学者所推从和承认，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体系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方艺术家或文化学者是如何评论中国艺术。已故英国著名的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贡布里希（Gombrich）在一次宴会上的际遇，的确好好值得我们思味：“一位女士问，学会并能品味中国草书书法，需要多长时间？微利（Qrthurwaleg）答曰：哼——500年。注意这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回答，如果有谁懂行的话，那就是微利。”（《艺术的故事》）现代艺术大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对张大千说：“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张大千与毕加索》）当然，我们现在无法还原毕加索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说这番话的，但无论怎样，毕加索是懂艺术的，他也是有艺术道德和文化责任的。无独有偶，林风眠和常书鸿也与张大千一样遭遇了同样的尴尬：在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时，耶西斯对在该院求学的林风眠说：“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好好学习呢？”（《五四与新美术运动》）常书鸿先生之所以献身敦煌事业、对敦煌艺术作出杰出贡献正是源于他的老师对他说的一席话：“世界艺术的中心不在巴黎，而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才是世界艺术的真正宝库。”20世纪的野兽派大师、法国画家马蒂斯也说：“我的灵感常来自东方艺术，一是浮世绘，一是中国剪纸。”（《西方美术史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常说，20世纪以前世界艺术的中心在法国，但这种悖论似乎不难理解，欧洲文化一直处于统一体之中，可中国文化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还是不自觉地处于闭锁状态。之后，当西方政治的强力渗透和语言的障碍扫除之后，一切就变得明朗，西方开始以主动的姿态关照东方，关照中国。就连日本的浮世绘也在近代欧洲画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说：“我的整个艺术创作均以日本绘画为基础。日本绘画在法国印象派艺术中生了根。”（《美术译丛》1982年3期）不知道这是不是后来日本人钟情印象派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迄今保持世界艺术品拍卖最高记录的印象派作品——凡?高的《加歇尔医生》便为日本的斋藤先生收藏，当时的成交价是8250万美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避开政治因素谈艺术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价值也许是苍白无力的，前面已经谈到一些西方艺术家或文化学者对中国艺术的首肯并未从根本上提升中国艺术的经济价值，这便是很好的证明。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艺术一直以来是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自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文化一直在包容、同化和消解外来文化，远到佛教，近到西洋绘画。在近世，中国绘画对西洋绘画的吸收和借鉴，正表明中国艺术强大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中国人对西洋绘画的了解和掌握较之西方人对中国书画艺术的了解要容易得多，这也从某种层面上印证了西洋艺术的易识性和普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