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轼“论画”诗引起的论争
在苏轼的题画诗中，最发人深思、引起争议的，是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人有感于当时诗坛及艺术界的有关倾向，在诗中发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深沉慨叹。
对于苏轼所表达的这种对诗画艺术中形神关系的看法，他的学生兼友人晁补之却持有不同意见。晁在《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之一中写道：“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我今岂见画，观诗雁真在……”以此为发端，宋元以后不少文学家，围绕苏轼上述诗中提及的文艺创作中的形神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如明代杨慎在《论诗画》文中说：
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定知非诗人。”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家。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
李贽在《诗画》一文中引述了上述杨慎的这段文字后，接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
至清代乾嘉时期的袁枚、赵翼，还分别写过诗文参加这场论争。袁枚在其《随园诗话》卷七中说：
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最妙，然须知作此诗而竟不是此诗，则尤非诗人矣。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
赵翼写有《论诗》诗，指出：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挂角，天马奔绝尘。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吾试为转语，案翻老斫轮。作诗必此诗，乃是真诗人。
这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论争，是围绕着文艺作品中应如何处理形神两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大家知道，在我国文学领域，讨论形神关系比哲学（如《荀子》）、绘画（如《淮南子》）的时间要晚。尽管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已正式提出“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主张，但至六朝时期的文论中，重形似的意见仍占上风。如“相如巧为形似之言”（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张协）巧构形似之言”（钟嵘《诗品》）等，在这里，“形似”多作为一种赞誉之词。这种余波一直延续到唐宋，如宋代后于苏轼、晁补之的范温还说过：“古人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也。故老杜所题诗，往往亲到其处，益知其工。”（《潜溪诗眼》）与重形似的主张继续流行的同时，随着对艺术创作规律认识的加深，在唐宋时期，强调神似、强调传神，认为为了达到传神的境界，可以突破描写对象的“形似”的主张于文艺界亦渐崛起。像司空图的“离神得似”（《诗品》）说、苏轼的“论画以形似……定知非诗人”的论述，在形神关系上，就明显地表示出与传统的重形似派不同的主张。
那么，以苏轼而论，是不是他一概否定“形似”的作用呢？我们从他的“随物赋形”（《自评文》，《东坡题跋》卷一）说中知道他主张描写客观世界不同物体的不同形状相貌；从他的《书黄签画雀》和《书戴嵩画牛》（《东坡题跋》卷五）中论及飞鸟、斗牛时知道他很重视动作细节的真实、准确；从他的《与何浩然》书中“写真奇绝，见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夺真也”（《东坡七集·续集》卷五）的赞誉中知道他认为艺术作品要达到“夺真”的水平，既离不开“神”，也离不开“形”。因此，可以说就整体文艺思想而言，苏轼并不否定写“形”的必要性。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位浪漫主义气质较重的诗人和书画家，如同熟悉苏轼为人的晁补之所言：“盖公平居胸中闳放，所谓吞若云梦，曾不芥蒂者，而此画水虫琐屑，重介曲隈，芒缕具备，殊不类其胸中”（《跋翰林东坡公画》），苏轼是不重视、不偏好以“形似”为主要特征的诗歌与绘画作品的。上述苏轼的那首“论画”诗，就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倾向。苏轼的诗是针对北宋社会“一时所尚专以形似”（邓椿《画继》卷十）之风而发的，在文艺界具有矫正时弊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针对北宋院画画风专求形似、格法而立论，所以只强调了重传神的一面，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持论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由宋迄清（如晁补之、赵翼等）不断有人对苏轼的议论提出驳正的原因。所谓“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说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对苏轼诗句的精神实质没有理解，如“此言画贵神、诗贵韵”、“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都不能不说是深刻的见解。但他们认为在强调传神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形似”的作用，否则，在理论上会发生偏颇，社会效果将是不好的。同时，由于某些文学家与艺术家过分强调在作品中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思，而忽视了描写客观物体的形貌和生活的真实，因而使创作走向了脱离生活真实、乃至任意违背艺术的基本格式而陷入怪诞、浅薄一路。而宋代以降，有着这种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又往往以苏轼论及“形似”的诗句为借口，因此引起文艺界有识之士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积极地参与了论争。如金代的王若虚在其《滹南诗话》中就曾指出：
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
王若虚认为：文艺作品既要求妙于“形似之外”，又不可以完全“遗其形似”；既要求题外之旨，又不宜完全离开题目所规定的描写范围去乱加比附。文艺作品中“形”与“神”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首先要求“是”、求“真”，即尊重生活之真实，进而才能讲求艺术的真实。针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不良风气，王若虚深刻地揭露了某些文人借东坡之言为口实，而行掩盖自己忽视艺术基本功、无视生活与艺术真实、否定必要的“形似”和“不求是而求奇”、不求“真”去“伪”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之实。
从上述情况看，尽管出发点和论述的角度不全相同，但参与论争者对文艺作品中形神关系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强调真实描写“外物形”，同时追求“画外意”。要求做到“体物肖形，传神写意”（屠隆《论诗文》）这两方面。认为神（韵）离不开形，它寓于形似的形象之中，因而提出“形神毕出”、“形神逼肖”或形神兼备，重在神似，而不偏废形似的主张。而作品的意境高下，是否有韵味等，都和是否能达到形神兼备、重在神似这一境地有密切的关系。
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神关系，既是一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又是一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故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文学、艺术家们看到：拘泥于“形似”，会导致描写上的自然主义；离开“形似”，又会导致描写上失真的毛病，而“神”也就无所寄寓。只有辩证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使文艺创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国古代文论中由主张偏重形似，到主张形神兼备、重在传神，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文艺实践和理论探索后才得出的正确结论。围绕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见解进行的这场历时数百年的论争，正是这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对促进文艺家自觉地在创作中正确处理形神关系，以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是很有裨益的。传神论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诗文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关于形神关系的理论探索中汲取经验教训，正确认识文艺创作中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实践，仍然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