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师友

画坛师友
黄苗子
自小喜爱书画艺术，中小学时代在香港念书，得到父执邓尔雅先生的教导，开始学书法。同时由于结识第一位画家黄般若，因而得观民初以来广东画家如赵浩公、伍懿庄、黄小梅、邓芬等的作品以及二高(剑父、奇峰)先生的新派画，开始对中国画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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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岁离家赴上海，最早喜欢给漫画书刊投稿，接触了张光宇、叶浅予为首的上海漫画家群，从此长相来往。其后父执陆丹林先生，介绍我谒见叶恭绰、张大千、郑午昌等前辈，特别是大千、午昌先生，以后常获教益。我和丁聪都到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过素描，丁聪的父亲慕琴先生和刘海粟校长相熟，每月只付三元钱学费。由于在香港时认识后期印象派画家邱代明先生(那时他刚从法国回来，经港赴沪。抗日战争初，这位英年画家回到他的家乡四川重庆，即不幸死于盗劫，现在已无人知其名姓)，他介绍我拜访在美专的张弦教授(浙江青田人，是靠卖青田石流浪到巴黎，一面做苦工，一面习画而苦学面名的画家，回国后在美专教书，不到四年，回乡度假，不幸溺水而死)，我经常到他的宿舍里谈天，开始接触巴黎画派，并和决澜社的庞薰琹、倪贻德等过从。1934年我在梁得所先生主持的出版社任编辑，因工作关系，到南京访陈树人、徐悲鸿，并由徐先生介绍，识潘玉良、吴作人先生等，以后都长期往来。那时在上海，曾由徐先生带我参加过汪亚尘和黄宾虹先生的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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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是我的艺术生活中最愉快的时代，五四思潮，活跃了中国文化，上海更是一所社会大学，我有幸能接触到不同角度的艺术前辈，那时又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期，我能够在许多前辈师友的熏陶下，获得广泛的艺术知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机遇是十分难得的。?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在广州和廖冰兄常在一起，并认识版画家李桦和赖少其。其后在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化气息相当浓厚，大千先生、谢稚柳先生、岭南画派的赵少昂、关山月和黎雄才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傅包石先生、常书鸿先生、黄君璧先生，在三厅工作的李可染先生，还有留美学油画的司徒乔先生，从延安来的老朋友胡考和张仃，常在中央社萧同兹家见面的关良先生等。还有由赵无级介见的他的老师林风眠先生，刚从日本回国的钱瘦铁先生，以及上海时代朝夕往来的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正宇兄弟，特伟、丁聪、冰兄等，也都相聚在这个山城中。那时我和画家郁风结婚，有了个家，悲鸿先生在磐溪、抱石先生在金刚坡，他们进城，也会在寒舍憩息。大千先生自成都来，也都有缘晤聚。?

　　抗日战争，刀光血海磨砺着整个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被敌人炮火从安静的城市和幽雅书斋中逼迫得转徙流离，从而深入到国土的低层，接触到真正的土地与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存亡，上了深刻的一课，画家们用画笔宣传抗日，同时也对民间疾苦产生激情。这整个时代的转变，使有志之士，更加认识自己祖国，也激发了自己的正义感。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美术队伍中的尖兵——木刻，特别是漫画家群，纷纷以巡回展览形式，公开展出反映大后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廖冰兄的《猫国春秋》，是较典型和较轰动的两次展览。这些美术活动，和当时话剧活动的卓越成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时我除了和美术界的朋友经常来往之外，也常向当时书法家沈尹默、潘伯英、曾克端先生请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年间，我回到南京、上海。除了和傅抱石先生等聚晤以外，齐白石老人南来，由他一位同乡介绍，在我家第一次与老人晤面。那年代，由于到上海去看他的展览会，我也第一次和黄永玉认识，屈指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事情了。?

　　1949年春我在香港，听说张大千在澳门，我和郁风及女演员吕恩专程去澳门访问他；从此一面，以后就无缘和这位才气纵横的巨匠，握手言欢了。?

　　50年代前期，中国画坛芳菲怒放。在北京，白石老人家享有国内外的声誉，徐悲鸿领导着中央美术学院。叶恭绰首任中国画院院长以及吴作人、李可染、庞熏琹、李苦禅、叶浅予、张仃、张光宇、张正宇、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黄胄等都来自五湖四海，而北京老画家于非闇、陈少梅、王雪涛、陈半丁等，也都相会一时。那时除白石老人等数人外，一般画家很少以卖画为生，他们都有可以糊口的工作单位，虽不致富，亦可温饱。在生活简单的社会结构中，可以安心作画了。当时北京及各省首都成立了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有的地方设立美术学校，推动了美术的发展。在浙江的黄宾虹先生、潘天寿先生，江苏的傅抱石先生、钱松喦先生和后起的亚明、宋文治等；上海则吴湖帆、刘海粟、林风眠、关良、朱屺瞻、王个簃、谢稚柳、陈佩秋、陆俨少、唐云、程十发等；广东有关山月、黎雄才等继承岭南画派诸子，安徽有赖少其，陕西则赵望云、石鲁(晚年有突出成就)等的画安画派。?